建支教纪录片文稿 (2006年暑假来闽支教)
高雨莘
·1988年出生于北京
·2000年进入北大资源中学
·2003年进入北京人大附中
·2005年凭借其托福630的分数和丰富的社会工作经验申请到美国DEERFIELD ACDEMY全额奖学金赴美继续高中生活。现在就读美国耶鲁大学。
汽车奔驰在蜿蜒的山路上，透过车窗，路旁的群山飞逝而过，山水透着南方特有的灵气，耳边响起的是陌生的闽南话。这里是福建的山村，故事开始的地方。
我和黄良意现在就读于美国鹿苑私立高中。拿了奖学金去留学的我和从小在新加坡长大的良意有个共同点，都是中国血统。这次的福建之旅源于良意一个无意中提出的问题：我们都是中国人，可是真正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？的确，生在城市，长在城市的我们从未看到过真正的中国，也就是生活着九亿农民的农村。通过电视和网络了解到的情况简单而肤浅，唯有切身体会，才能有感性认识。于是，支教这个主意诞生了。
通过妈妈的同事吴叔叔，我联系到了他的母校福建省感德镇尾厝村碧霞希望小学。这个坐落在崇山峻岭中的学校现有一百多名学生，全部住在附近的山村，七位老师都为山里的村民。日出日落，年复一年，一批又一批的学生走出了学校，却没有走进高中，大学。由于教学条件和师资的限制，这里没有开设九年制义务教育中三年级必须开设的英语课。而这也是我们本次支教的主要目的之一，为学生开设十天的英语启蒙课程。
我们的学校鹿苑中学非常支持我们的计划，特地拨款1000美元，用于购买支教带去的捐赠品和往返的车票。
8月14日，良意，吴叔叔，他的弟弟，他的朋友老马和我从北京西站出发，登上了开往福建漳平的K307次列车。
火车上
次日下午，我们的火车抵达漳平，随身携带的给学校的捐赠品，包括几百册图书和一台电脑让我们颇费了一番周折。前来接站的是学校的吴校长和姜老师，因为行李繁重，他们特地借到了汽车。从漳平车站到尾厝村的途中道路迂回，路面坑洼不平，由于前一阵福建刚刚遭遇了台风，路旁的山体多有塌方，阻塞了车道，因此原本一小时的车程却花了我们一个半小时。
进村后，我们先在一家餐馆落脚吃晚饭，据吴校长说，这是附近几个村子里最好的一家餐馆了。
吃过晚饭，天已经漆黑，车子摸索着夜路，载着我们去学校卸行李。多亏老师的帮忙，才不致使我们面对成捆的书籍，体育用品，文具和电脑手足无措。姜老师还泡了本地特产的茶叶招待我们。

支教期间，我们住在吴叔叔的家里。他家坐落在半山腰，车子在比车身宽一点的山路上蹒跚前进，硬是从泥泞的路面轧出一条车道。

经过一路有惊无险的旅程，总算到家了。首先出来迎接我们的，是吴叔叔的妹妹，她是吴家的养女，现在17岁，读初二。圆圆的脸蛋上挂着甜美的笑容，让我们对这户农家顿时感到十分亲切。

这是一个典型的农家宅院，主人一家和村子里大部分的村民一样，都是靠做茶为生。自然，一进门，招待我们的也是一杯淡雅的铁观音。品着清茶，旅途的劳顿消除不少，主人的热情好客也让我们觉得如沐春风。

在北京工作的吴叔叔已经有两年没有回家了，这次家人团圆，分外喜庆。吴叔叔的母亲不会讲普通话，还好有读中学的妹妹帮我们做翻译。不过她老人家脸上热情的笑容我们却读懂了，不一会儿，我们已经开始亲切地叫她为“妈妈”。

第二天清晨，昨夜朦胧的山村景色才真正变得清晰起来。走出农舍，清风拂面，一览众山小。屋旁的梯田是用来种茶的。远处的大桥是福建省第二长的火车桥，也是村民们引以为豪的建筑，昼夜都有火车通过，小小的村落经常回荡着汽笛声。

下午是我们的第一节课。上课前，家里来了两个村里孩子，他们自告奋勇为我们带路。于是在兴奋新鲜和忐忑不安中，我们出发了。山路九曲十八万，既难走又难记，我们留心脚下，没有顾得上欣赏沿途的风景。每次去上学的路上，我们总要路过铁路大桥，这个村里唯一通向外界的通道。沿着铁路走上一百多米，又拐进山里，山路更加崎岖，要不是有两个孩子带路，我们准会迷失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树林里。

初到学校，学生们怯生生地从教室里探出头，我们一进去马上坐好，用好奇的目光打量我们，不敢上前。教室外面火车隆隆地开过，对于他们，我们一定是比火车更新奇的东西。

上课前，我们帮助校长简单地整理了带来的捐赠品，其中包括一台电脑，400本图书，一些文具和教具以及若干体育用品。

我自我介绍，学生上黑板写名字，我起英文名字。 黄良意写名字

与我的方法不同，良意在黑板上写好英文名字，让学生自己挑。

我们依照美国学校的课堂布置，把教室的桌椅排成一个圆圈，，我们坐在其中，这样可以拉进师生的距离。

就这样，我们的课程正式开始了。

良意和我

由于学生们没有英语基础，我们必须从最简单的数字开始教起。看着学生们争大眼睛抄写板书的样子，别说，还真让我找到了点老师的感觉。

六年级的学生们接受能力很强，简单的数字一会儿就已经基本掌握。下午，我带他们玩起了从美国学来的bingo的游戏。规则是在一个5*5的方格内随意写下1到10的数字，他们在表中划去我所报出的数字，每次只能划一个，谁划掉的数字最先连成五个一行或者一列，谁就赢了。冠军产生以后，我让他们用英文报出自己五个连起来的数字。听着这些昨天还读不准ABC的孩子们今天已经可以流利地用英文数数，我的成就感油然而生。

下课了，或许是我们还在的缘故吧，学生们还是有些拘束，但仍然掩饰不住淘气的本性。良意让学生下课

没有高高的篮球架，没有平整的操场，我们带来的羽毛球拍和跳绳成了强手的玩具。为了避免发生争执，我们规定上午五年级的学生用球拍，下午六年级的学生用。但即使如此，争执有时候还是难免会发生。

以前这里所有的跳绳都是手编的。双人跳，编麻花这种城里孩子流行的玩法让他们觉得新鲜又有趣。花花绿绿的少儿图书也吸引了不少目光。他们挑选着，摩挲着这些崭新的书，或许在盘算着应该先读哪一本吧。

为了刺激他们学习的积极性，我决定用书作为奖品，能够用英文从一数到十的同学可以挑一本书看。

一班虽然都是六年级的学生，不过年龄不等，大到14岁，小到11岁，接受能力也有所不同。对于稍微慢一点的学生，不免要“开开小灶”。

良意的班上学生年龄更小，从而到五年级都有，因此进度慢一些，孩子们面对天书一样的英文字母，有些懵懵懂懂。的确，对于这些没有任何英语基础的学生们，我们的教学方式或许有点“填鸭”式。而我们这些没有任何教学经验的“临时小老师”，也仍在摸索如何带动课堂气氛，深入浅出地给孩子们讲解的方法。

放学了，校长有一些事情要交待，学生在操场上站成了两路纵队。校长宣布了以后上课放学的时间，叮嘱大家要认真学习，尊敬老师。第一次被称作老师，总是尴尬又兴奋。我曾叫我的学生不要称呼我老师，怕这个称呼会让他们对我敬而远之，可是他们坚决不改口，在以后的10天里，随着一声声清脆的“老师”“老师”，我渐渐找到了老师的感觉，感觉真好。

孩子们来上学，都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。放学了，带着新发的文具盒和课本，他们踏上了回家的路。校长陪着我们向办公室走去，再一回头，刚才聚集着几十个学生的操场已经空空荡荡，他们要在天黑前翻过一座又一座山，要回家为弟弟妹妹们做饭了。

听校长说，这所小学原先叫做尾厝小学，学校只有一排已经成为危房的土木教室，在2005年经香港碧霞基金会赞助建起了现在的两层小教学楼，去年九月刚完工，还没有经过验收，学生已经迁入楼里上课，原先的危房拆掉了，因此学校更名为碧霞希望小学。尽管有了校舍，师资和其他的硬件仍然得不到改善，办学仍然面临重重困难。

经过第一天对学校的初步了解，第二天去学校的路上虽然不算是成竹在胸，但也已经从容许多。早上山里的阳光温暖而不刺眼，走过农舍，耳畔鸡犬相闻，这才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已经亲自融进了这山水中，成了半个村姑。

这一天不少昨天没有来的学生听到了消息，也来到了学校，良意的班级多出了不少人，课桌不得不排成两排，原先准备的铅笔盒和课本也不够用了。

我的内容是一首和数字有关的儿歌，是前一天晚上绞尽脑汁想出来的。由英语老师变成音乐老师，听着脆生生的童声跟着我唱，真好听。

一天的相处，学生们的脸上开始露出调皮的笑容，良意的课堂里气氛也轻松了不少，我想起校长之前说的一句话：别看这些学生现在怕你们，过几天就该骑到你们头上来了。

下午上课前，几个男生抓了一窝小鸡，从小在新加坡长大的良意比较胆小，看到老师被小鸡吓得哇哇大叫，学生们小小的恶作剧得逞，得意地笑了。

下午下了一节课后，学校组织大家扫除。这些孩子立刻像换了个人似，一改上课时的羞涩扭捏，变得麻利干练。挥锄头，去杂草，样样拿得起，看了的确让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孩子汗颜。看来，我们也的确只能当当他们学习上的老师了。瞧，这个上课从来心不在焉的小胖子也扛起了锄头，像模像样的干起活。看着看着，想起自己在课堂上理直气壮地批评他上课走神，不知为什么，突然觉得有点气短。

放学后，我们来到大桥上，从桥上可以俯视整个尾厝村。那一刻我觉得很骄傲。
由于八月份正好是做茶的季节，住在吴叔叔家的我们幸运地目睹了做茶的全过程。这是吴叔叔的妹妹吴华丽，她正在摔茶，为的是把杂物分离出来。看着看着，我也有些手痒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看到我的动作，大家都笑了起来。摄像的老马说，看我摔茶，不像是摔茶叶，倒像是要把自己甩出去。不过在看到了吴叔叔的爸爸以后，不得不服气。原来轻轻的茶叶里凝聚了这么多繁重的劳动，以后再喝茶，品到得可绝不仅仅是那清新淡雅的茶香了。

经过三天的课程，我和学生们也磨合得越来越好。课堂上也不时可以听到学生们的笑声。对于黑洞洞的镜头，他们也不再像最初那样心虚地从眼角溜几眼，而是用他们一样黑洞洞的眼睛大大方方地瞪视着，仿佛要看看，镜头的那一边到底有什么。

这几天下午去上课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学生们总是到得更早。他们害怕抢不到球拍，总是早早就守候在学校，于是我这个老师，有时候也要沦为球僮。

跳绳也一样受到青睐，由于那里多雨，有时候户外原本就泥泞的操场被雨冲刷，更加湿滑。于是一切活动改在室内进行。

课堂之外，我们是朋友，甚至有时候他们还是我的老师。渐渐的，中午我们那临时居住的小小农舍也被笑声填满。那一刻，我才真正觉得我融入了这个地方。上下学路上，有他们蹦蹦跳跳的身影陪伴左右。遇到困难，也总有人站在前方拉我一把。虽然他们还是“高老师高老师”地喊我，可是这样称呼我的声音早已没有了原先的羞怯，而充满了亲呢与友爱。

有时候在上课时，我挨个走过学生的课桌，像这样纠正他们的读音，看着他们低着头认真读书的样子和城里的孩子并无二致，心里有一阵感动。然而他们那一双双走过条条山路的脚却是城里孩子没有的。路在脚下，更在心里，以后他们的路通向何方，谁又知道。

薄薄的雾气罩着远处的铁路大桥，灯光若隐若现。零晨的村庄仍然在蟋蟀叫声中沉睡，耳畔响起的是鸡鸣犬吠。只要通火车的地方就有走向外界的通道，可是在尾厝村，一代代的人在这里出生，在这里长大，在这里老去，周而复始，从未走出过大山。对于他们，那是一个遥远而不切实际的梦想。那一座座大山长在了人们心里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发不可攀越。

而我能做些什么呢？如果真的有一条路可以引导他们走向大山的另一端，我希望这短短十天的英语课可以是那第一块铺路石。

如果有一天，英语能够带领这些山里的孩子们走出大山，走出农村，甚至走出国门，像窗外的火车一样，奔向属于他们自己的未来，那将是多么令人欣慰的事情。

再美好的故事都有结尾，而我们，并不希望这个闭学式就是故事的结尾。

这里的孩子需要更多的关照，而我和良意在十天内力所能及的不过是杯水车薪
坐在车上，我想起第二天上课的时候，曾经为一个新来的学生起名字，我问：“你想叫什么呢？说说你喜欢的东西。”小男孩一双清澈的眼睛望着我，说：“我想叫‘青山绿水’。”我哑然，“这个翻译过来太复杂，换一个吧。”他眨了眨眼，说：“那就叫‘读书’吧。”读书，这个简单的词汇对于这些生在大山里的孩子们，是梦想，是前途，是出路，但更是奢望。